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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2 Bad Gateway

发布日期:2019-11-07 09:1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944年4月28日,星期六,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,举行了我们的婚礼。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,奥地利、瑞典、法国等多国10年期政府债券收,都向我们表示庆贺。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,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,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,李井泉(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),独一旅旅长王尚荣,政治部主任杨琪良、绥德专署正、副专员袁任远、杨和亭,地委副书记自治民等。那天,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,被称为“中国的福尔摩斯”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。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。这在当时的条件下,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。

  婚后,仲勋对我说:“从此以后,我们就休戚相关了。但是,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”。我理解他的意思,在艰难的岁月里,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。这一年的夏天,我在绥师刚毕业,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。

  1949年3月1日,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,仲勋的秘书黄植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,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。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“桥桥”(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,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)的女儿。

 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,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,记得有一回,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,见此,我尴尬得不知所措,仲勋却笑着说:“子屎不臭,子屎不臭”。自从桥桥降生以后,只要仲勋工作稍有间隙,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,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。当桥桥稍大一点时,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。

  尽管仲勋非常疼爱孩子,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,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“三反五反”试点时,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(两岁左右)到长安县检查工作,顺便让孩子看看我,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。傍晚,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,桥桥扑到我的怀里大哭起来,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。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,我动心了。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,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,不至延误工作。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,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。

  1952年秋,仲勋先到了北京,任中宣部部长,我带着桥桥和安安(尚未断奶的小女儿)于年底来到北京,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1953年,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北海幼儿园,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,照顾不了孩子。可是,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,桥桥就会哭个不停,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,但等她一缓过气来,仲勋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。我那时的感受,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能够想象到的。为了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,仲勋硬让小女儿靠吃奶粉长大。

 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,家却住东城区。因此,我每周末回家一次,等到了家多已是晚上8点钟了,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,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,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。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(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10年之久,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)。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,总理就要问:“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?”

  来京后,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和远平,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,由仲勋照顾的。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,仲勋便补充说:“我不仅是个好爸爸,足总杯的规则是?,而且是个好丈夫。”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,单位离家较远,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,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,我更是管不了他们。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,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“妈妈再见!妈妈再见!”声离开家的,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,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,离家近一些。那时,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,不能耽误工作,甚至孩子患了重病,我也没有请过假。

  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来说,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,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、洗衣服,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,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。对此,他视之为天伦之乐。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,仲勋总是开心极了。

  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,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。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,记得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,仲勋却对他说:“染染穿一样”。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,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。

  “”中,仲勋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。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,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。“文革”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,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。仅在“五七干校”劳动就有7年之余。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,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,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,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。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,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,值得庆幸的是,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。

  从1966年,仲勋被批斗、隔离开始,家人就很难相见。1972年冬,姐姐给我来信说: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,希望能见上一面,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。我得到了准许。同时,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,在姐姐家中团聚了。我和孩子们商量,决定给总理写信,要求见仲勋。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:(1)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,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;(2)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,要求解决住房问题;(3)存款早已冻结,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。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,满足了我们的要求。

 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,我早有思想准备,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“一定要坚强”,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。他连连地说:“这是高兴的”。由于多年的分离,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,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。在临回干校前,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,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。从那以后,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,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。(口述:习仲勋夫人 齐心 来源:青年周末)